1972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我被下放到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的清坪农村。我当时17岁。和我一起下放的，还有数百万来自城市的青年。我们被下放到偏僻的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被视作毛泽东革命的中坚力量。
我在山区待了4年，这4年间我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日记里都是我的笔记和速写，它们成为我第一次移居体验的文本资料。日记里详细地记录着我心路历程的变化：从青春期的盲目乐观情绪，到后来的抑郁和孤独。渐渐地，我仰视中的意识形态的景观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被困在黑暗中的山村景观。这期间，是艺术拯救了我，给了我 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