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是顾雄在温尼伯艺术馆的一个展览。
Petra Watson 佩特拉·沃森
我们对于场所、历史、时间、身份和记忆的理解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不断地改变。地区性的文化空间景观被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所席卷，也随之变化。全球化不仅仅是前所未有的跨国界贸易流通、商品消费所带来的资本和商品的流动， 它也带来了网络、情景、表现方式、交流沟通、理解、感官印象和情感的改变，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意识，这种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意识被人们称作多样化。多样化是现在全球经济交流的一个核心特征。多样化表现为众多国家、社会、惯例和文化元素促进下的混合、缠绕和扩散，也是一个和电子空间、新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过程。
顾雄在“红河”里展出的四个频道的投影装置和照片，描绘了三条融汇到一起的河流。这些融汇的河流是全球化的一个空间隐喻；在这个变幻的景观内，流动这个概念否定了绝对的边界的存在，不论是物理上的边界还是心理上的边界都被否定了。这些河流被用来代表场所，并从空间上对全球流动性所带来的、在跨国界流动世界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做注解。
河流交汇的方式一直是不固定的。在这里，流动性否定了稳定性；河流不再局限于自然的不变的持续性；河流和文化相缠绕并相关联。主题中的流动性被表达成一个旅程以及河流的景观。主题中的流动性是展览中的核心的体验和经历。
全景式的照片描述了三条河流：温尼伯的红河，中国四川东北部的清溪河[1]，以及流经德国科布伦茨、瑞士巴塞尔、最终从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流入北海的莱茵河。这些河流将地域的和全球化的概念具象化，从空间上展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评论的场所。这三条河流携带着自有的和延展性的隐喻，形成移动的景观和偶然的历史记录。其中的隐喻包括：媒体和数字的信息，移民、工人和旅游者这些人群，机器的、程序的和电子的科技，贸易和投资市场，迷人的、美学的休闲以及高、低级的文化交流。
走过这些跨国界的景观，观众能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后现代的交流通道，感受流动的场所并寻找到它的表现方式。多种类的环境逐渐带来了融合、艺术的拼凑混合物；之前由于物理上的隔绝、文化原形以及政治信条而被迫产生的预期被绕过了。多样性隶属于富有潜力的、想象中的全球环境，它被理解为跨大陆之间的流通和对固定意义的放弃。然而这不是说权力和剥削的中心和边缘不存在了；而是说，社会和文化，以及它们的风格和表达，进而引申到以前对它们的约束和局限，都在新的世界经济中消失了；通过转变、汇合和混合，它们变得在空间上可互换了。两条河流汇合的时候可以看作多样化兼容并蓄的一个时刻；或者说，从艺术作品范围内解读，这条河流是一个世界的隐喻，在这个世界中三条河流被视为一条河流。
河流内在的流动赋予了旅途、旅行的中心意义，这个中心意义贯穿了整个展览。这里的旅途、旅行代表以下这些：艺术家顾雄为了拍摄这些录像和照片进行的旅行；中国卡拉OK VCD所代表的休闲活动；移民经历，包括艺术家自己从中国移居温哥华的经历；当然，也包括这些河流从源头，经历乡村、城镇和城市，最终流到广阔海域的旅途。这三条河流的空间景观变成了一个吸收了文化符号的世界构造。一种文化的浸透感和注入感，这种逐渐渗透，带来了对多元形式的探索；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实践和经历。
空间、场所和景观成为了探索多样性的核心元素，探索方式是将地域和全球聚集到一起，与此同时，地域和全球双方又各自都是在移动和被改变。空间是一个更抽象的地理发现；而河流代表着场所，这些场所是通过它们偶然的历史、脆弱的稳定性和无法返回的流动，由不断变更的、日益国际化的世界图像所构成的 。艺术家在这里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制作地图者，人种志学家、游牧者、旅行者和移民，他在河流景象所组成的旅行记录影像中穿梭；现在的世界经济愈发被认为是没有边界的；而这些河流景象回答了在这个空间障碍已经崩塌的世界经济里，场所的概念是什么 。当东方在广告、音乐、食物、国际展览、电视、娱乐产业、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政治的、运动的国际盛事上遇见西方，多样化就是启程的起点。但是这个象征多元更新、协调和转变的旅途，发生在早期权力核心和思想体系曾经牢牢占据和控制的地方；这个旅途不能被看做是完全独立于现行的“文明化”信条或者政治思想意识争论的。今天，中国在全球占据着核心地位，但这之前，中国却与世界相隔离。古代的丝绸之路和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是商业穿越国界的历史例证。在远早于欧洲人出海寻找原材料和货品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宏伟的航海船队。中国舰队在十五世纪早期就航行到欧洲和东非，展现自己的国力，征集贡品，并回报以丰厚礼品。欧洲舰队通过愈演愈烈地寻找资源、劳力和新市场而牢固树立殖民主义，并以此来支撑自己的工业化；但是中国依然在内部寻找生产力，依赖着农业和内部贸易。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确立了农业的正统地位，而非加快现代化进展；这一点加剧了中国和工业化的西方的距离。社会主义的变革政策要求生产的国家化，废除私有财产，并在日常生活各方面加强了控制。
自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资本和贸易框架进入了一个后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广阔的社会经济改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域，私有制和商业项目，同时主要的合作农场和公社解体了。到1990年代，新的工业化模式和发达的科技引进了现代化，给社会主义带来了重大的转变。这个思想形态和物质上的转变使生产方式现代化了，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层次，也增加了收入。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个很大意义上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和消费者社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对资本的引进描述为逐渐的、温和的改革，说中国必须 “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更流动灵活的，它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引进了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科技。这不是说要无视中国的政治遗留元素，这些元素对于国际上所认为的民主进程带来了后果。但是因为多元化的环境正在通过改变文化给中国带来身份的变更，一个核心因素是中国从专注于政治思想形态转向了休闲生活方式。在现代化中的市场经济里，中国对不同娱乐形式的前所未有的参与度，正在国际层面上被建构着。
对中国的近期历史的回顾是勾勒分化的、不定的国际未来形势的一种方式。这个时空变化的主题贯穿整个展览，并在对“红河谷”的卡拉OK定位中表现出了批评的深度。在展览中，过去是通过顾雄的文革速写本的摄像图片展现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方案，“上山下乡”，把住在城市里的学生放逐到偏远的中国乡村。这样可以避免政治异议的出现。多达一千七百万的年轻男性、女性被迫和城市里的家人、朋友分离。他们的职责是教授读写，同时通过在田地里和农民一起工作而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顾雄是众多被迫离开城市的知青之一；他从1972年到1976年一直待在一个只能步行到达的偏远地区 — 大巴山，它位于陕西省和四川省的交界处。顾雄把他的速写本描述成“沉默的证人”，“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交流媒介”。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基本上不存在。同时，艺术和文化的兴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严厉控制。
表演艺术的 “红河谷” 将过去带入现在，并且介绍卡拉OK为一种依赖于多元的音乐融合和依赖于观众的娱乐形式。 顾雄和其他青年一起，在被隔绝于乡村的时候唱着“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这是一首加拿大民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首歌被禁唱，它被认为是代表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情调的。结果，年轻的知青们无视了官僚文化，用他们自己的想象替代了这些限制。他们用这首歌来表达旅途中丧失的东西，通过自然景观元素表达了人性的爱和同情；同时，通过对个体身份的寻找，叙事者赋予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生机，它远离文革中的空洞政治，也不与世隔绝。这里的反讽在于峡谷中的农业生活的持续的孤独，以及目的地的所在，尽管目的地始终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不被提及的地方，和现实中的农村对立着。对于放逐中的知青，这首歌象征着回到城市，还有回归城市生活方式。
为展览树立概念框架的是卡拉OK里用的VCD机，播放着中文版本的“红河谷”，配有中文字幕。图像上展现的是国际游客坐船游览象征欧洲遗产和文化的莱茵河。休闲经济展现出如画的景色和游客市场，为多种类的全球对话提供对立解读的可能：对话的表现形式既是熟悉的又是外国的，既是浪漫的又是解放的，既是符合大众口味、俗气的又是民间故事，既带着反讽的姿势又带着个体的身份；但是不论如何，都不是被隔绝的、孤立的。以电子娱乐为背景，“红河谷”现在被定位为一种国际文化形式下的混合形式的表演；它变成了参与全球化环境及其市场经济的起点。
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休闲娱乐活动。时至今日，卡拉OK是中国娱乐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全球其他地区酒吧和私人住所里的娱乐方式。卡拉OK音乐带来了一股有多元联系的浪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但是不能完全说清楚；总的来说，里面的音乐是跨国界的。现在还不清楚歌曲“红河谷”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或者它如何建立自己作为加拿大民歌的身份和流行度，并且在卡拉OK开始被传唱。在日本1930年代侵略中国以后，一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他本人去世后，曾被毛泽东在文章中称赞为英雄；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文章是所有青年都必须背诵的。这里不是想说白求恩和“红河谷”的传颂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说将交流和沟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可以将国际的神话、英雄和寓言故事用作将多元概念实体化的行为。
现在卡拉OK成为了地域市场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世界地理不仅参与到歌曲和图像的空间分配，也参与到其他知识产权的分布、分配。在中国，有大概100,000家卡拉OK — 每一家有10间左右卡拉OK房间 — 年产值在10亿元左右。在2007年，中国政府引入了产权使用费，为地域性的卡拉OK展开了国际的电子空间，这个市场也引起了国际的兴趣；现在中国音响与数字出版协会负责为中国唱片总公司、EMI和华纳音乐公司收集专利使用费。
以上这些参考资料是我们了解这项展览的国际矩阵的起点，了解它是如何通过三个大陆上的三条河流的空间存在而建立的。流通和流动性，也包括让人混淆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的视界，是解读这个空间的核心所在。不稳定性是这三条河流景观的特征。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红河的河岸被年复一年的洪水损坏；清溪河因为水坝修建水位而变高；莱茵河两岸似乎没有洪水侵蚀的痕迹。地理上的流动性和它的空间的结构 — 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幻想中的 — 用大画幅绘制出了地理位置和居住的流动感。
这些全景的、按顺序的图像代表着流动的、不固定的空间叙事；这种叙事延展开了中国、北美和欧洲的全景画卷。这些图像是艺术家顾雄沿着河岸走动时用手里的相机拍摄的。这些在中国拍摄的景观图片展现了清溪河；清溪河是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江的一条支流；长江快速向东，在上海流入中国东海。长江以它的美丽和历史意义而闻名；这条河流因为有争议的三峡大坝的修建被永远地改变了。清溪河通过它被日益盛行的现代化进程搅得泥泞的河水，为更广阔的、全面的景观做了准备。莱茵河的全景随着它向北的河道流入北海，通过在休闲空间的流动展现了历史城镇科布伦茨和巴塞尔：游客在河边的车辆和拖车里露营；然后莱茵河来到了鹿特丹，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曾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直到扩建后的上海港在2004年替代它为止。
鹿特丹建立在莱茵河以及马士河三角洲上的一条河道的岸边。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洪水给港口带来重大的改变。1872年，通过大量的河道疏浚和填充工程，鹿特丹才成为一个核心的港口。随后，因为集装箱货轮在1960年代的引入，河流景观再度被改建；城市和河道景观的人造程度日益提高，以适应国际贸易的扩展。在建筑环境被广泛改变后，1940年5月14日，纳粹德国空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轰炸，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战后，城市被缓慢地重建了。伴随着1980年代新的建筑政策的设定，鹿特丹修建了新的后现代建筑；这些建筑因为它们多样化的形态而在国际上受到赞誉；它们是商业中心的典型，也形成了鹿特丹崭新的、独特的天际线。
温尼伯，我们另一个全景展现的停靠港，位于红河和阿西尼博因河的交叉处。在这里，河流的汇合带来了网状的水道，所以早期在这里的毛皮贸易得到发展。温尼伯早期作为一个欧洲殖民地，建立在一个历史悠久的贸易站所在处；这里，克里族、欧及布威族、阿西尼博因族的原住民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这个城市在红河沿岸发展起来，随后它成为一条主要的贸易通道，建立起铁路系统和金融中心。在1881年到1918年之间，温尼伯是北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温尼伯交易区的现代建筑成为了重要的全球经济活动的所在地，这里的经济活动重要性曾和伦敦、芝加哥和纽约不相上下。但是后来，随着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全球经济的分配和投资开始越过温尼伯。顾雄在红河沿岸拍摄的全景照片展现出了远离城市中心人口稀疏的城区。
小幅的照片填补上了全景图片所展示的有顺序的旅途中的细节。它们指向了现代性转换的空间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具体包括：一个农民变老的棚屋、一口平静的井、一幢新修建的摩登房子、纪念雕像的基地、坟地的标记、后现代的公司建筑还有现在唐人街的历史遗迹名称。
让我们回到艺术家沿着河岸走过时拍摄的照片和投影录像里河流上船只的图像。它们是资本和商业，是国家文化和旅游业，是国际的关联和个人的记忆；它们建立了穿越空间或者说完成一个旅程的全景的语言。不论是作为一个阅读地图的体验，或者是沿着资本、商业贸易路线的体验，河流的制图者想要达成的任务不止是一个。全球化带来的认知之一是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坐标、一个单独的场所，它因为新的科技和全球范围的移动性而变得日益紧密。河流作为一个隐喻也探索了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探索了如何在多元的文化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些意义上的世界既通过贸易的网络和信息所扩展，也因由它而缩小。通过这些对全球化的图像创作的索引，作为展现身份、文化的一个隐喻—在自然经历着无法逆转的变化的同时—河流作为一个流动的景观，通过如画的风景地和它日益混杂着工业、城市的河岸，书写了它的进程。
[1] 清溪河是嘉陵江和长江的支流。